巴金简介30字
1、更为珍贵的是，燕赵大地上也曾留下巴金一家的足迹。五十六年前，也就是1960年的8月，巴金一家曾在北戴河小住。1949年以后，巴金事务繁忙，写作任务不断，虽然像沈从文所说，在天上飞来飞去，可是，与家人一同外出度假的机会寥寥可数。只有黄山、杭州、广州、海南、山西等有限的几次，而1960年之夏的北戴河之行，是他们全家人最珍贵、最欢乐的记忆之一。六年后的夏天，他不再享有自由出行的机会；接着之后的六年，也是一个夏天，巴金夫人萧珊在医院中病逝，年仅五十五岁。这个家庭不再完整，也永远失去了完整度假的机会。
2、页 数：416 字 数：40千
3、三年之后，沈从文去世，巴金亲笔写了一个唁电。几个月之后，又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怀念从文》，这应该是《随想录》出版之后，巴金写的最有分量的感人致深的文章。
4、提问：您采访过很多中国知名的作家，在作家里面其实也有两种人，一种作家，就像文化老人，非常德高望重的作家，他的所有个人交往，他的日记、书信都是社会财富，他在身前或者身后，一切东西都是一个社会财富。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作家，写作是他的一种职业，他发表的东西，他讲的话，可能只是代表他职业的一种责任，他的个人是不是还应该有个人的生活？我的感觉，为什么有很多作家，他可能在生前写过很多东西，或者和别人发生过很多交往，但这些东西并不完全当初有意识，将来都要公示于天下。
5、你说，你希望能够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朋友，这并不是什么可惊奇的事，因为我一生过的是“极平凡的生活”。我说过，我生在一个古老的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但这样简单的话是不够的。我说过我从小就爱和仆人在一起，我是在仆人中间长大的。但这样简单的话也还是不够的。我写出了一部分的回忆，但我同时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忆。我应该写出的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
6、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7、克明、克安、克定三兄弟：是高老太爷的继承人，但具有不同的性格。克明的作风比较正派，克安、克定是地主阶级"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典型，在父亲的荫庇下，吃喝嫖赌、抽大烟、捧戏子，挥金如土， 把父亲的那种淫秽的行径完全继承、效法了下来，平时对高老太爷敬重的唯恐不周，但高老太爷刚刚 去世，这些人就为财权族权争闹不休，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
8、萧乾：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结识了巴金
9、 1933年4月，西江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陈洪有北上进行教育考察，5月底经过上海时约同巴金一起回新会。当时，巴金还不满30岁，已是著名作家。他南下广东，“到另一些未曾有过我的脚迹的地方去”(巴金语)，并看看一班献身教育事业的青年朋友。
10、 2018年7月22日
11、《随想录》是1986年出版的，1978年12月，巴金开始写作并发表本书中早期的作品。他的《随想录》影响了一代人，所以巴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用他的创作影响了八十年代一批文化老人。
12、第二个人物是曹禺。曹禺创作《雷雨》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巴金看完之后非常欣赏，包括《日出》、《北京人》，也都是巴金推出的。当时巴金就把曹禺的作品和鲁迅相提并论，认为可以进入文学史。可以说巴金是曹禺的最早的真正知音。
13、① 我后来还写过不少这一类的旅行记。这种平铺直叙、毫无修饰的文章并非是可以传世的佳作，但是它们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② 一位读者读过收在《特写选》中的《坚强战士》，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您是怎样访问这个战士的?您访问了他几次?您长期在朝鲜战场生活，对您写这个人物很有帮助吗?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写作经过呢?听说您写这篇文章，改写了几次，才写成现在这样，那么请您告诉我您是怎样改写的，好吗?…… 我的回答如下： 第您问我访问了张渭良同志几次。其实，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张渭良同志一面。我1952年第一次到朝鲜，在志愿军某部的一个连队里听见人谈起张渭良同志的英雄事迹，我受到感动。我想为这个坚强的人写一篇通讯报道。张渭良同志当时在国内治病，我又没法见到他的兄弟张渭兴。我只好向每个见过张渭良同志或者知道他的故事的人打听，要求他们把所知道的尽量告诉我。我得到了不少位同志的帮助。他们虽然谈得不多，但是把大家谈的集在一起，我也有了一个简单的轮廓。一位姓朱的年轻同志谈得多些，他见过张渭良同志，这个坚强的人在病床上对他谈过话。另一位同志给我一本志愿军某部印的介绍本军功臣事迹的小册子。上面有一篇介绍“坚强战士”的短文，那时张渭良同志已经获得“坚强战士”的称号了。曾思明同志写的这篇短文对我很有帮助。 我在朝鲜住了7个月，1952年10月回国，《文艺月报》在上海创刊，要我写一篇小说。我就写了《坚强战士》。关于张渭良同志的材料我搜集得不多，必须求助于想象，因此我不得不增加一些材料里没有的东西。我称我的作品为小说，便有了放手去写的勇气。但是我仍然不敢凭空想象。我只好利用我在朝鲜战地七个月的生活经验。我对三八线一带的情形还知道一点。动笔以后，小说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英雄在受苦，作者也在受苦。空气沉重，我的文思也迟钝。我在写作的时候好像跟着人物一同生活。那个时候我也曾仰卧在地板上用两只肘拐和一条右腿爬行。我的小孩因此也知道了“坚强战士”的故事，还用铅笔画过一幅志愿军叔叔爬回阵地的幼稚的图画。 小说发表了，好几位同志都说：“写得不好；冗长、沉闷。”还有一位不认识的同志来信责备我不该写得使人读起来感到痛苦。他说了真话。我写的时候自己心里也很痛苦，当然写不出叫人感到舒服的文章。但是我得承认我的小说的确有不少缺点，我应当不断地修改它。我只要找到一点新的材料，就不会忘记用它来充实我的小说。事实上我已经修改过两次了。 第前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新闻处编辑《志愿军英雄传》，决定把我的《坚强战士》收在里面。但是总政表扬功臣，必须完全根据事实。所以新闻处派人访问张渭良同志，拿我的小说去找他核对。张渭良同志根据事实对我的小说提出好多条具体的意见，说明当时真实的情形怎样，我的哪一些描写与事实不合。新闻处把张渭良同志的意见转给我，我根据这些宝贵的材料把小说中某些地方完全重写，这样把《坚强战士》改写成了一篇“特写”。我的文章并不精彩，也不动人。动人的是张渭良同志的坚强的性格和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的爱(这都是在志愿军里培养起来的)。他的英雄事迹教育了我，我也希望有人从我的“特写”中得到益处……(1957年8月30日)③ 那几位英国读者可能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但是我没法说狄更斯和司蒂芬孙不是英国人。其实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的英国作家并不少。
14、我最近翻出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写的《第四病室》的原稿。那些用毛笔写下的歪歪斜斜的字在我的眼里显得非常亲切。我想起我那个时候的生活，我想起小说中的故事，我想起“第四病室”本身。我的确住过这样的病室。小说《第四病室》其实是真实生活的记录。
15、研讨会举办地的选择，并非刻意，却也不无机缘，比如河北师范大学，其前身是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国文系，在他的教师队伍中，我发现了曹禺、萧乾的名字，人所共知，曹禺是巴金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之一。七十多年前，一位来自河北的文学青年，虽然与巴金素昧平生，却十分信任他，将自己的稿子寄给了巴金，在抗战的烽火里，巴金先生亲自编辑、出版了它，这位文学青年叫田涛，晚年他又定居故乡，直至2002年才去世。他曾经担任过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与巴金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16、 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发问：巴金是怎么来江门的呢？谁陪同他游玩？散文中的某某的家乡，那某某是谁呢？带着同样的问题，我查阅了相关资料，请教了部分文史专家，不久便揭晓了答案。
17、我不配做一盏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8、如处女作《灭亡》(1928)，1)立志献身的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心灵表白。2)殉道者—悲剧英雄杜大心。
19、 河北省军区原司令员张振川说：“1952年巴金在朝鲜 开城前线，对志愿军65军582团做战地采访。他作为志愿军慰问团成员，在朝鲜战场待了很长时间，冒着极大的危险，终日在战壕里与志愿军指战员同甘共苦，可以这样说，《团圆》是巴金用生命写出来的。我作为团长兼政委向他介绍我团三打‘红山堡’战斗中2营6连副指导员赵先友和战友们坚守67高地视死如归、壮烈牺牲的事迹。巴金被赵先友等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写出小说《团圆》。”
20、稿酬按前7天的赞赏的70%返还作者，30%用于平台运作和文学活动，10元以上发放(不含10元)。
21、最后一次踏上香江的土地，巴金共逗留了18天。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接待青年读者的来访和座谈会上，希望亲耳听听青年读者的声音。
22、巴金、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均为笔名)
23、我记得“提要”里还有“小小的第四病室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这一类的句子，出版者大概害怕得罪人招来麻烦，没有采用它们。其实我写出那一段真实的生活，我的动机便是控诉当时的社会。出版者虽然在广告上删去那句主要的话，可是读者们仍旧了解作者的用意。要不是为了控诉，我为什么不惮烦地把过去的生活那么详尽地记录下来，拿它折磨别人，折磨自己呢？
24、采访当天，坐着轮椅在院子里“散步”的巴老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几次问女儿李小林：“记者客人什么时候到？”所以，记者一到，李小林就提议马上采访，否则，巴老会连吃饭都不安心的。接受采访过程中，巴金思维清晰，反应也十分敏捷。只是患帕金森氏症的原因，表达有些费劲。即使如此，他仍然说了很多话，让边上的人颇感意外。
25、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子善
26、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我刚才还说过老师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如何从第一段讲到结束。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少有的。这是在老师特别高兴、有极大的耐心开导学生的时候。老师平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惟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来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在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胡说，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来打石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说。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还有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爱出大题目，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有资格谈古论今!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了事。
27、1925年，8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病于上海休养。9月，参加发起无政府主义组织上海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本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
28、1922年冬，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
29、巴金、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均为笔名)
30、巴金先生有着深深的香港情结，其晚年的一大心愿是到回归祖国的香港去看看，在那里和朋友叙叙旧，同读者谈谈心。但由于健康原因，自1984年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称号后，巴老一直无缘再临香江。
31、2019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2019年8月14日-8月20日举行。书展期间全市16个区设立100家分会场，首次在江苏、浙江、安徽、北京、天津、河北等26个省市设立50家分会场。外埠分会场借力钟书阁、西西弗书店、上海三联书店、百新书局、晓风书屋在全国的连锁书店，走出上海，将上海书展“我爱读书，我爱生活”的理念传达到全国、分享给各地读者。150家书展分会场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充分发挥引领人文价值，传播“风向标”平台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阅读风尚，擦亮“书香上海”品牌。
32、你听，迟子建娓娓道来：“生活是永远不会圆满的。但是，曾经拥有过圆满，有过，不就足够了吗?”；你看，汪国真泼墨写下：“人生并非只有一处缤纷烂漫， 那凋零的是花——不是春天。”；你读，周国平洒脱挥就：“忘掉你曾经拥有的一切，忘掉你所遭受的损失，就当你是赤裸裸的刚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聪明的你，告诉我，还会为“错过太阳而哭泣”吗？去吧，看淡辉煌，笑看挫折，整装出发，笑指天涯。
33、高老太爷：是这个封建大家族的最高统治者,是封建大家族的最高统治者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是一个可憎的、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制独裁的家庭暴君,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象化。专横、衰老和腐朽的具象化。他反对一切新事物，以风雅自命，他象征着旧家庭和专制制度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34、短篇小说集：《复仇集》《光明集》《电椅集》《抹布集》《将军集》《沉默集》《神·鬼·人》《沦落集》《发的故事》《长生塔》《小人小事》《还魂草》《英雄的故事》《明珠与玉姬》《李大海》
35、1978年是中国关键性的一年，之前讲“两个凡是”，这个对未来的四五运动，包括历代的冤假错案怎么办起到了很大影响。这个时候《于无声处》演出，我上一年级，宗福先喜欢曹禺的作品，喜欢易卜生的作品，所以写了《于无声处》。他其实并不认识宗福先，但他很愿意把这样一个青年剧作家推荐给曹禺。这个戏在北京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发了评宗福先的文章，那一天恰恰是中央开会，认为四五运动不是反革命事件。
36、他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
37、借住姚家的时候，黎先生还得以了解了上一代主人杨家的故事。
38、 我在前面刚刚说过我的文章里面的“我”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然而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也全是虚构的了。但是我自己有一种看法：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这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他无处不在。这不是说我如何了不起。绝不!这只是说明作者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我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写出文章；也不是只要编辑同志来信索稿，我的文思马上潮涌而来。我必须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才能够顺利地下笔。我有时给逼得没办法，坐在书桌前苦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一句。《死魂灵》的作者果戈里曾经劝人“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两个钟头”。他说，要是写不出来，你就拿起笔不断地写：“我今天什么也写不出来。”但是他在写《死魂灵》的时候，有一次在旅行中，走进一个酒馆，他忽然想写文章，叫人搬来一张桌子，就坐在角落里，一口气写完了整整一章小说，连座位也没有离过。其实我也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我在二十几岁写文章写得快，写得多，也不留底稿；我拿起笔，文思就来，好像是文章在逼我，不是我在写文章一样。我并无才能，但是我有感情，有爱憎。我的文章里毛病多，但是我写得认真，也写得痛快……
39、当记者问：“如果身体允许，是不是想到香港去看一看？”巴老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随后他又不无遗憾地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老喽，走不动了。”语毕，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眷恋和怅惘。
40、写完这部全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仟悔。
41、1996年曹禺去世之后，巴金写了关于他的一篇文章，叫做《怀念曹禺》。他写曹禺是口述，说一句，让旁边人记一句。过了一个月我去看，他完成了，我就带到了《人民日报》文化副刊。《怀念曹禺》是整个《随想录》写作的最后一篇。所以这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第一篇《望乡》、第二篇《望乡》是根据曹禺的讲述而写的，而最后一篇是《怀念曹禺》。可以说，《随想录》由曹禺而起，以怀念曹禺而终。
42、巴金前期的创作风格：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恣肆，语言行云流水，虽然有时少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确有一种冲击力，能渗透读者的心。
43、那时巴金很关心沈从文，沈从文觉得住房不好，就给巴金写信，专门讲到了他的住房。巴金就找周扬，找胡乔木，帮忙解决了他一个三居室的房子，最早住在崇文门的社科院的宿舍。所以他最后说，虽然解决不了，目前的方式住下来也无所谓，甚至说已经够好了。他那种知识分子又想要，但心里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的状态很是微妙。其实很多作家，在80年前后都写很多信要求能够解决一个房子的问题。
44、為了这书，我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还经过三个冷僻荒凉的墓场。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无意中见到这书，便把袋中仅有的钱拿来买了。这钱我原本打算留来坐bus回鸭巴甸的。”
45、同样对于巴金，沈从文也是这样。文革爆发后，对巴金的批判在全国的文学界里应该是最厉害的之当时讲巴金不枪毙就是最大的宽大。当时在文化广场开巴金的批斗会，那是唯一一个在电视台直播的批斗会。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在干校，还一直惦记着巴金。
46、代表作品：《家》、《寒夜》、《随想录》等。
47、然而，他的现任妻子其实很忧愁。因为，姚国栋前妻所生的儿子小虎对这个继母很不屑。小虎的外婆家是很有钱的家族，也很溺爱小虎，因此经常接小虎去那边玩儿。在外婆赵家，小虎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气、耍钱、看戏，逃学，极其不务正业。继母担心他会学坏，然而却无法管教。赵家对姚国栋的现任妻子是很敌视的。导致这个女子内心非常忧虑愁苦。
48、1928年12月，回上海。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
49、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拨开迷雾，追求光明的呼号。
50、1977年，任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51、在一个地方，河面变窄了。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得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看不出主干在什么地方。
52、由于受到巴金的影响，他对当代的文坛非常关注。上海人都知道戴厚英，她后来的命运很惨。戴厚英的《人啊人》出版之后，受到了一些人的批判，那个时候萧乾出来为戴厚英辩护，所以萧乾和戴厚英的关系非常好，她把萧乾视为知己，包括龙应台。台湾的文学进入大陆萧乾是立了大功的，所有的台湾的文学要进入大陆，都要拜访萧乾，萧乾也去了台湾，他对两岸文化的交流萧乾也是立了很大的功劳。
53、1984年到北京的时候，沈从文跟我讲：“我用小方桌写《边城》，巴金在里屋写《雪》，我们俩各写各的，互不相看，我每个星期写一章，他每天写”。
54、九七回归前接受采访时，巴金还清晰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赴港是在1984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