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主义

1、联合国最近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波斯湾的行动可以作为例证，用来说明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观点，即，这样一种国际联邦不可避免地要跟单个国家发生战争。当然，这些行动可以加强联合国的最高权威和效率；但它们也可以证明黑格尔的观点：民族联盟只有开始像单个国家那样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它将自己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并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承认来获得自己的自我认同的时候，才会有实际的影响力。

2、(4)如果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那建筑物则是凝固的音乐。

3、但唯独大家都不信，不仅不信，却还认为有人信，把别人当傻子。

4、现代公民准备在战时服兵役，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不只是工具性的，同时也表明，现代政治性的国家的根本目的不可以‘仅仅看成是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这里有必要区分如下两种观点：(1)现代战争这个事实表明，现代政治性的国家不同于市民社会；(2)战争是补偿性的，因为它可以让公民注意到国家的重要性(前揭书，页235)。

5、(７)结果，独立意识的真理乃是奴隶的意识。主人的根本现实是他所想要的东西的颠倒或逆转，奴隶也是如此。在其完成过程中，他可能变成了他直接现实的反面。作为一种被压迫的意识，奴隶将自己逆转成为真实的独立性。如果懒惰的主人导致了死路，与之相反，勤劳的奴隶就是所有的人类、社会与历史进步的源泉。历史就是奴隶劳作的历史。人们只有从奴隶的角度，而不是从主人的角度，去思考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也就是说，去思考人类、社会、历史的首次结果。

6、这就是说，黑格尔承认国际法的存在，把它当作现代世界“本质特征”的一个方面，他并且还坚持认为，国际法从原则上来说具有一种强制的性格。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强制的性格以下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考虑为基础：

7、于是乎，在家啃老也没关系，有压力就怪父母也没问题，反正都可以放在原生家庭这个问题上，自己是可怜的，但是却还有某种信仰，家庭的压力在于父母不懂我的“聪明”。

8、正如我们一再提醒的，科耶夫在他的"黑格尔现象学"讲座中，并不在乎是否系统地、逐字逐句地解释黑格尔的现象学的全部内容，一如别的黑格尔研究者经常做的那样。科耶夫喜欢攫取他关注的章节来作哲学上的发挥。因此与其说科耶夫在忠实地解释黑格尔，不如说，他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一种讲述他所关心的哲学问题的语言。当然，哲学语言和内容是不可分的。当他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讲述哲学问题时，他也就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一个有自己特色的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式的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主义)。

9、哈里斯的自我疏离(self-estrangement)思想是其教育哲学的关键，它源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哈里斯指出这是一切教育的基础(22)(P178)。他认为人包括原始自我与精神自我。自我疏离是指要打破与原始自我有关的联系，摆脱孤立的自我，并将自我与一个更大的整体联系起来，进而获得精神自我的过程。哈里斯认为人的原始自我是堕落的，它受动物的冲动和欲望的支配。自我疏离帮助人从野蛮状态中获得转变，拥有新的属性，并在理想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属在哈里斯看来这恰是公立初等学校需要做的。哈里斯重点指出这一过程需要在制度的范畴内运行。然而，自我疏离之所以能够实现，还因为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活动的自我决定的存在

10、教育理论及其他：jiaoyub@hebtu.edu.cn

11、因此黑格尔推论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理性的、和平的、以正义为基础的。但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所以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超越应该的层面”。让人遗憾的是——

12、面对黑格尔这个三段论，尤其是扬弃运动，后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黑格尔主义)。

13、一是“自在的”状态，此阶段以逻辑学的原则来观察；

14、在哈里斯看来，学生的“自我活动”有着不同的层级，可大致概括为“本能性自我活动”与“非本能性自我活动”。前者指的是学生对与生俱来的能力的运用，如感觉、知觉和记忆。后者的范围则较为宽泛，它泛指学生对一切后天所形成的自我能力的运用，如逻辑运算和社会性思考。哈里斯认为，“本能性自我活动”是“非本能性自我活动”产生的基本条件。“非本能性自我活动”是他希望所有学生都能或多或少实现的一种社会性自我活动，其基本要求就是学生至少通过这种自我活动的发展能对社会环境有基本的认识与适应。反之，这也决定了“社会性”是“非本能性自我活动”发展的限定性条件。在哈里斯看来，二者的有效发展，都只能由正规的公立学校来实现，且在初等教育阶段二者应同步发展，但最终的落脚点要在后者。

15、伊波利特认为，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一书对黑格尔的全部批判，除了重复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分歧之外没有什么新东西，但他可能没有正视这种分歧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卢卡奇不理解黑格尔为什么使矛盾永存和异化永存，而没有同时找到解决这个矛盾的历史与技术条件。相比于马克思试图找到解决矛盾与异化的现实历史条件而言，黑格尔哲学不仅没有表现出它的无能，相反却表现出它的伟大。

16、要衡量甘斯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黑格尔，我们不妨看一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把联合主义视为政治社会的教化者。甘斯这方面的观点更加契合法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而不是黑格尔的精神，因为甘斯提倡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直接互动，这种直接互动正是黑格尔通过把国家视为“市民社会的祖先、捍卫者、教育者和惩戒者”而极力扭转的。甘斯把社会描述为已然着手于政治教化过程的青少年，这是对于黑格尔的戏剧性背离。这使甘斯把普鲁士政治定位于历史发展的连续过程中。因此，他称赞18世纪法国和普鲁士的专制，因为它们克服了封建制等级国家的碎片化状况。可是他公开指出，即便作为政治专制之最后阶段的普鲁士官僚国家，也要臣服于宪政和代议制。官僚制操作着一个“监护”国，这个国家从1806年“改革时代”开始以来的岁月里，其运行大致合乎公共利益，但甘斯坚信“朝向更高更自由地位的解放，是(监护的)题中之义”。随着普鲁士社会的“见习期”临近届满，甘斯预见到终有一日普鲁士会拥护时代的进步政治观念：“普鲁士国家的监护原则一经抛却，势必催生全然不同的法观念，以及经过彻底重构的正义规则基础。我们将习惯于从市民那里发现自由而独立的人，他既投身于国家，同时也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事情。”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甘斯越来越怀疑普鲁士官僚集团是否会支持朝向国民代议制政府，尤其考虑到卡尔·施特雷克夫斯(KarlStreckfuß)等保守主义官员在官僚制内部挑起反动运动，但甘斯本人对自由民主矢志不渝。

17、(3)因此，要承认对方就是要将对方作为自己的主人来承认。而要承认自己就是使自己作为主人的奴隶而得到承认。换言之，人在诞生之时，他绝对不单单是人。从本质上说，他要么是主人，要么就是奴隶。

18、或者如汤普森所说，“一个‘我们’需要一个‘他们’”。因为国家都是个体(即，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实体)，所以黑格尔主张，国家就需要另外的、既可以将自己与它们区别开来又可以从它们那里获得承认的个体(即，其他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国家)：

19、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认为永恒存在之物是一种“绝对精神”，不以主体形式而转移，是形而上的本质。而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事物以主体形式而改变。事物是因主体存在而存在，即因我的存在而存在；而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存在不存在是与我无关的，个体存在不存在世界都存在，这绝对存在的是一种绝对精神。”

20、这符合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特征：将脱离物质、脱离任何个人的精神(思想、观念、宇宙精神、绝对观念、绝对精神等等)，变成独立的客观存在，并将其视为世界的原始和万物的创造者。所以，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

21、如果国家之间不能达成一致，如果它们的特殊意志不能够协调起来，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就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

22、一般认为，黑格尔刚刚去世时的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曾经是黑格尔主义影响如日中天的鼎盛期，也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与存在主义(施蒂纳与克尔恺廓尔)的孕育期。

23、(５)主人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但不是抽象的意识，而是“关系中的依赖着奴隶的意识的”这样一种现实的自为存在。

24、它的基础并不像康德会主张的那样，是某些关于“超越性自由”的主张，也不是道德性的自我的那种在经验上不受限制的性质。

25、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能左右现代法国哲学，在于他赋予《精神现象学》以一种新的精神。这种新的精神反映了科耶夫对时代的理解。当时，无产阶级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是那时欧洲思想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从19世纪下半叶起，关注人的生存的存在主义思潮也在思想界发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至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出版，存在主义取得了系统的、经典的表述。科耶夫正是借助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来解释黑格尔的，从而使其从历史文献重新转变为具有生命力的思想。

26、黑格尔很正确地坚持了这样一点：制度的道德价值不仅仅在于贯彻我们(或者其他假定的行为人)已有的道德承诺，也在于鼓舞并且提升如果没有这些制度便有可能不存在的道德信仰和道德行为的模式。

27、重要的是，甘斯在特定的语境中呼吁“自由同业公会”的观念，即批评法国境内反对联合体的法律斗争。1834年4月，法国政府宣布，成立超过20名成员的联合体，可处以不菲的罚金以及一年以内的监禁。这部1834年的法令，立足于勒舍帕利尔法令(LeChepalierLaw)，后者规定了1791年以来法国在联合主义问题上的立场，直到拿破仑三世1863年将其废除。为回应学徒手足情的煽动活动，国民议会1791年颁布勒舍帕利尔法令，将工人组织视同旧制度的法团主义，并以大革命的平等至上个人主义理想之名将其取缔。伊萨克·勒内·居伊·勒舍帕利尔(IsaacRené GuyLeChepalier)坚信：“我们务必回归的原则是，通过个人之间的自由协定为每个工人确定日薪。”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反特权的革命斗争，不再能够作为一部为捍卫政治秩序和私有产权神圣性而制定的法令的借口。甘斯犀利地抨击了这部立法的后果：“它把工资的确定权交给了工厂所有者，摧毁了工作关系的互惠性。这种状况是否会持续下去，工人是否必须在社会上寻求安身立命之本，这是现时代至为迫切的问题。” 

28、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从“根基上”而只是从“内部的”某个层面批判现代性，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从海德格尔神秘化了的形而上学根基处总体性地揭穿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本质——这种本质不是现代的物质生产实践平面所能发现与理解了的。在他们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与结论，不足以理解比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这种现代性基本维度“全面得多”的现代性的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完成的本质。、而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本义”正是要为作为“形而上学完成与实现”因而“终结”了的现代性文明与哲学寻找一种新的出口与道路。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总体性历史科学。

29、甘斯就城市法令修改问题展开辩论时表达的信念，同样致使他拒绝等级选举制。他确信“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议会中有其代表，乃是一桩美事”，因此他宣扬一种广泛的成人普选权，其最低门槛在于投票者须是纳税人。这在他看来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唯一站得住脚的立场，因为那场革命已经不可逆转将“作为人的人”提升为“公民”。毫无疑问，甘斯就像他所敬仰的法国自由主义者那样，并不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悲悯之情，足以为其赢得同时代进步人士的盛赞，也足以导致他在七月革命问题上与黑格尔发生公开争执，因为这次革命违背了黑格尔的信念，即在尘世兑现自由的斗争业已画上圆满的句号。

30、最后，最为关键的是内战所带来的影响。由于圣路易斯所处密苏里州在内战期间忠于联邦政府，再加上移民的不断涌入与铁路的兴修，使得圣路易斯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并一度被誉为美国的“十字路口”与“第四大城市”，但这种物质上的重建无法解决精神上的问题。因此，内战后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能够在智力与精神上重新连接当地社会，这也是当时整个美国社会的需求。哈里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内战后他重新与布罗克梅耶等人建立联系，并于1866年创建了圣路易斯哲学学会(St.LouisPhilosophicalSociety)。次年创办了《思辨哲学杂志》(TheJournalofSpeculativePhilosophy)，并在首期上首次发表了关于思辨哲学意义的文章《思辨》(TheSpeculative)，这也是哈里斯黑格尔主义教育哲学形成的初步标志。杂志与学会有着共同使命，一是致力于哲学的探讨与传播，二是力求哲学在美国社会能广泛且实际的应用。在哈里斯看来，这种实际应用就是哲学与公共教育的连接。他在阐述学会使命时曾明确指出：“社会的目标是鼓励思辨哲学的发展，并促使其成果得以广泛应用，并为教育等领域建立哲学基础。”(5)(P317)事实上，圣路易斯时期的哈里斯除了哲学活动外，最主要的事业就是投身公立学校教育。1858年，哈里斯成为当地富兰克林学校的助理教师，正式进入了圣路易斯公立学校系统。由于能力出众，次年当地督学迪沃尔(IraDivoll)便任命他为克莱学校的校长。1861年，哈里斯成为助理督学。1868年，迪沃尔正式任命哈里斯为圣路易斯督学。因此，哈里斯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探讨实际上是与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同步进行的。此后，成为督学的哈里斯对圣路易斯公立学校进行了系统改革。1880年卸任督学后访学欧洲，同年回国任教于康科德哲学学院，同期任康科德市督学，并在1889年被哈里森总统任命为第四任美国教育专员，直至1906年卸任。在此期间，哈里斯的黑格尔主义教育哲学在他的教育改革实践中得到细化，并用于解决工业化过程中公共教育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

31、社会共同体的瓦解或异化，历史地导致了自我意识的产生。贯穿整个《精神现象学》一书，人、历史与社会是一体共存的。在这里，没有抽象的个体，即没有鲁滨逊。在科耶夫看来，黑格尔一劳永逸地终结了那种将自我视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个体的这种错觉，终结了将个体的行为与个体的阶级想象为全人类的这种错觉。

32、民族联盟或者世界共和国的空洞性。黑格尔第二个实践性的观点是：尽管康德式的世界主义的理念前景可观，但是，通过世界主义的联邦或者世界共和国的形式来实现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仍然不存在。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如下。首先，国际法之所以会经常没有办法发挥实效，并不是因为它不能表达两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的法权关系或者司法关系，而是因为人们缺乏一种有效的、可以在某个具体情境之中决定何为正义并能实施相关法律的司法权力。米蒂亚斯指出，这是黑格尔批判康德的通过世界主义的联邦来确保永久和平的理念的根本所在。黑格尔注意到，这样一个组织一定是——

33、当然，相对而言，科耶夫与海德格尔比较接近，而伊波利特与萨特比较接近。科耶夫的“黑格尔”是“主奴辩证法”的哲学家，而伊波利特的“黑格尔”则是“苦恼意识”的哲学家。这两个著名的隐喻与命题，成为战后法国思想界所有激进思想家解决许多基本理论与现实社会问题的经典“公式”或锁钥。

34、科耶夫批判了那种没有斗争便获得相互承认的理想的启蒙的社会契约论的自然状态假设，而着重解释了黑格尔通过主人与奴隶之间斗争而赢得相互承认的辩证法。个体的自我意识并不是先验的单子或无历史的前提，而是相互斗争导致的自我意识。

35、“对于巴塔耶来说，物质和能量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这能量)，这能量不仅仅是去做功的力量：深刻得多的是，巴塔耶的能量无法同破坏性的负载相分离，它既创建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巴塔耶的能量是低贱的、肮脏的、根本上反对任何使用的，只有我们明白巴塔耶是如何抵达这一物质的，我们才能理解巴塔耶的宗教观(上帝之死的宗教观)、经济学(涉及到一种无法被单纯用来做功的能量，和一种无法简单被用来制造稳定且可以使用的物体的物质)和伦理学(一种以上帝-人之死为基础的激进慷慨)。”

36、似乎有必要专门一提的是，在使法国人发现青年马克思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亨利·列斐伏尔。他是马克思《巴黎手稿》最早外文译本即法译本的翻译者与导读者，从而也是法国最早把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哲学加以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正像法国人是通过科耶夫的《黑格尔著作导读》讲座而接受与理解了黑格尔一样，法国人也是通过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及其所编辑的《马克思著作导读》(１９３４)(其中就包括法文节译版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发现与理解马克思的。甚至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书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理解所借助的版本也是列斐伏尔主持翻译的另外一本《黑格尔著作导读》(１９３８)。

37、考虑到关于列斐伏尔在发现青年马克思方面的贡献我已经另有专著详细介绍过，也限于篇幅与目前研究能力，本文仅仅简单地介绍一下希腊裔哲学家阿希洛斯(也译阿克塞洛斯)(ＫｏｓｔａｓＡｘｅｌｏｓ，１９２４－２０１０)这位法国争鸣学派代表人物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对青年马克思的存在主义化理解(他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罕为人知，但近年来在英语学术界声誉日隆)。他曾经模仿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二条而写下了一篇“反读”的论文《关于马克思的提纲：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批判》。这可以说是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实践本体论“提纲”或“宣言”了。

38、许多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标志着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有甚者，由于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兼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之要义，因此，对于那些因看到自由主义在承认个人需求、体现人的基本价值方面的无能为力，而对觉得自由主义正面临挑战的人来说，他的哲学无疑是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

39、哈里斯将自己的教育管理工作同自己对哲学领域的学术兴趣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31)(P260)。作为教育领导者，哈里斯将他的教育哲学有效运用至了公立初等学校系统，并对19世纪后期美国公立初等学校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首先，哈里斯在改革圣路易斯公立学校时，其教育哲学在分级制改革、标准化改革、教师教学专业化以及课程体系的探索中得到了有效运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教育实践上的成功证明了他的教育哲学在指导新时期公立初等学校改革时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这使得圣路易斯公立初等学校系统成为了当时全美的典范。之后在哈里斯任教康科德哲学学院及担任教育专员时，他的教育哲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影响了各地区的公立初等学校改革。其次，在19世纪末期，哈里斯运用自我活动和灵魂五扇窗思想有效地建构了初等学校课程，这在《教育的心理学基础》和《十五人委员会报告》(theReportoftheCommitteeofFifteen)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其中报告的“基础教育研究的相关性”(TheCorrelationofStudiesinElementaryEducation)部分由哈里斯担任主起草人，该部分是整个报告的核心。他在该部分中从教育哲学层面解释了他为何会将带有学术性取向的“灵魂五扇窗”科目置为初等教育的中心，并详细解释了这些科目在发展学生自我活动时的不同功能及其互补关系。哈里斯基于教育哲学所产生的课程观点在当时的美国教育界获得了广泛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公立初等学校中传统课程的主导地位。《教育基础》指出：“哈里斯建立了一种‘科目学’的定位，这一定位已经真正地主宰了从他那个时代起到今天的美国课程设置。”(32)(P446)

40、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Kojeve)，一个国内学术界陌生的名字。只是几年前福山出版其《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在学术界掀起喧然大波时，科耶夫的名字才被一再提及。其实科耶夫的影响又何止于福山。我们忘记这个名字久矣，翻开本世纪法国思想的史册，一连串闪亮的名字聚集在科耶夫门下，梅洛·庞蒂、拉康、凯诺、布勒东、阿隆、微依、巴塔耶等等，这些名噪一时，影响法国现代思想进程的思想家无一不受到科耶夫式黑格尔主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科耶夫对黑格尔的重新解释，使黑格尔融入了现代法国哲学。

41、为此，美国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认为，法国人接受黑格尔，这是法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事件”。“１９４４年后，人们渴望社会、政治和知识完全更新。由于社会d和共产d的选票达到多数，知识分子梦想着即将到来的激进社会理想。在那些充满着希望但最终令人失望的战后岁月里，发现黑格尔式辩证法成为‘决定性的事件’。由此，在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崩溃、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和对黑格尔哲学兴趣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42、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辩证同一。

43、通过遁入世界主义的无形性(shapelessness)，它(个人主义)无法获得这种绝对的形态；而通过遁入人权的空洞性，或者遁入与之类似的、民族联盟(leagueofnations)或者世界共和国(worldrepublic)的空洞性，它(个人主义)更加无法获得这种绝对的形态。这些都是抽象物和形式主义，而这些抽象物和形式主义恰恰都充满了伦理推动力的对立面，并且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个性的反对者……。

44、在服务逝者的路上，历经波折后，他获得了一种降临的使命感，末尾，他捡起了自己的乐器，并以过去之音乐的中介，来实现对整个大地的回归。

45、“他们正确地看到，奴役实际上还没有烟消云散。我们已经在形式上克服了奴役，但其实质还以最发达的形式存续。正如主人和奴隶的对立、后来贵族和平民的对立、再后来领主和奴仆的对立，如今则是资本家和工人相互对立。去英格兰的工厂走一遭，你会在那里见到数以百计面黄肌瘦的男男女女，为了糊口而向一个人卖命。当有人像对待畜生那样剥削大家，即便大家有选择饿死的自由，谁能说这不是奴役？难道真的不能为这苦难的无产者(Proletariat)送上伦理生活的星星之火吗？……未来的历史将反复提及无产者同社会中产阶级的斗争。”

46、《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投稿邮箱：

47、瓦泽克近来表明，甘斯在1830年之前几乎全盘接受了黑格尔关于贫困问题的讨论。而在甘斯1832至1833年的讲义里，则有一种崭新的道德非难的基调，令他关于贫困的讨论变得犀利起来，而且不再可能满足于黑格尔的僵局了。圣西门主义不仅成为他表述社会问题的关键，而且成为他勾勒可行解决方案的关键。首先，他从圣西门主义那里汲取了论点，用于支持远超出黑格尔容纳范围的、更高程度的国家直接干预：“以下是(圣西门主义)对当代状况了不起的洞见：国家务必照料那最贫困且人数最众多的阶级，假如他们想要工作，决不可横加否决，我们务必费心抹平那通常被称为贱民的市民社会之疤。”甘斯接下来确认了在他看来甚至更加紧要的圣西门主义洞见。

48、朱文富(1965—)，男，河北卢龙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

49、甘斯对主体自由的强调，进一步说明了他为何反对圣西门主义者关于废除私有财产继承的要求。圣西门主义者提倡社会有权将财富重新分配给真正勤勉和富于创造精神的人，而甘斯则捍卫人们处置自有物品的权利，并主张继承其实是(如若不然便具有非道德性的)现代私有财产领域的唯一伦理要素，因为它将个人从市场的利己主义重新引向更重大的家庭需要。

50、于是男主拿着优渥的工资，在家乡的田埂那里奏响自己的生命乐章，感受到了某种“理想”。

51、在下面这段文字里，哈迪蒙解释了黑格尔在战争当中所看到的、重大的现象学意义：

52、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除了有波斯特所形容的“黑格尔的复兴”这个重要因素之外，还有波斯特于同一著作中所说的“马克思的被再发现”这个更直接的因素。就在法国人刚刚开始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即在２０世纪三十年代，青年马克思的《手稿》公开发表，这也成了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思想形象的决定性事件。正是形形色色的对马克思《手稿》的创造性误读，才活跃与丰富了战后法国的思想界。按照波斯特的概括，当时法国学界对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主要来自于三方：第一方是来自天主教的让·耶夫·卡尔维兹，第二方是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第三方是法共理论家及马克思主义者。三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通过《手稿》来否定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教条。可以说，法国人几乎是在“同时”接受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所以，把青年马克思解读成为类似于存在主义的哲学，也就并不奇怪了。

53、(８)通过劳动，奴隶消除了自然存在，成为自然的主人。表面上，奴隶在劳动过程中受自然、物、原材料的奴役，主人对这些物来说是绝对的自由，但实际上这都不是事实。“因此，最终说来，一切奴役劳动并不实现主人的意志，而是实现奴隶的——尽管最初是无意识的——意志，奴隶——最终——在主人——必然——失败的地方取得胜利。”

54、但这种“时代局限性”与“保守性”并不能否定哈里斯教育哲学的历史意义。回到哈里斯的时代，新兴工业化社会、移民的加速涌入以及教育范围的急剧扩大是哈里斯的前人和欧洲教育家从未遇见过的。相较于哈里斯所处年代，贺拉斯•曼时代的公共教育范围要小得多，参与的学生人数也要少得多，而他们的种族和社会背景则更为有限。因此，贺拉斯•曼通过公立学校寻求民族同一性的过程中不需要精确的统一或组织良好的行政政策而哈里斯却面临着全新的教育问题，因此他要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他除了巩固贺拉斯•曼等先驱留下的教育遗产外，更需要的是在公共教育体系与新兴工业化时代所需的思想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他的教育哲学就是在帮助他寻求这一平衡。由此，哈里斯选择将“稳定”“统一”与“高效”作为改革公立初等学校的出发点，并将公立初等学校定性为现有社会制度和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而非变革社会的工具。尽管他的思想在进步主义教育家看来是局限的和保守的，且在世纪之交也的确不符合时代变迁的客观要求，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状况来看是具有合理性的。因此，哈里斯教育哲学的“时代局限性”与“保守性”一定程度上可视作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杜威在1898年指出：“哈里斯博士关于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理论，是对现行教育实践的恰当描述。对此，总的来说，我是同意的。”(24)(P301)美国教育史学家泰亚克(DavidB.Tyack)也认为哈里斯可能是继贺拉斯•曼去世到约翰•杜威作为新教育代言人的这段时间里最杰出的知识领袖(21)(P43)。国内教育史学家滕大春也曾评价道：“继公共教育运动的倡导者贺拉斯•曼之后，的确应推哈里斯为功不可泯的教育巨子。”(34)(P364)哈里斯引入黑格尔分析方法来服务内战后兴起的美国公立初等学校，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公立学校运动的理念，巩固了前人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成果。从美国公共教育发展历程来看，这的确为美国公共教育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进步主义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55、朱文富，孙雨.哈里斯的黑格尔主义教育哲学及其历史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

56、思想拉邦西LaPensée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法国理论读书小组，由一群喜爱法国思想的哲学青年发起，旨在以读书会为平台交流学术、打磨思想、关注当下，广结同道。

57、本世纪早期开始的黑格尔在法国的复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特色。在科耶夫之前，法国的黑格尔主义者中值得一提的是让·华尔(JeanWahl)和亚历山大、科日雷(AlexanderKoyre)。1929年，让·华尔发表了他著名的《论黑格尔哲学中的苦恼意识》，主张必须透过黑格尔后期僵硬的体系，来研究其在早期思想中就已呈现出来的精神和情感，必须把已变成概念术语的辩证法还原为生命的体验和直觉。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华尔最看重《精神现象学》，尤其是其中的"苦恼意识"，因为在"苦恼意识"中，黑格尔看到了意识自身的分裂与矛盾，华尔认为这种分析的神学含义是与基督教关于人性堕落与拯救的观念，及帕斯卡尔、克尔凯戈尔的思想一脉相系的。华尔断言，通常认为的黑格尔和克尔凯戈尔之间的对立，其实有着深层的亲和性。让·华尔的黑格尔研究开拓了新视野，使法国的黑格尔主义复兴在一开始就受到两个观点的左右，一是重视黑格尔早期思想，二是与初生的存在主义思潮相联系。

58、哈里斯早年在新英格兰的经历是他选择圣路易斯和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原因。哈里斯4岁起开始就读于他姑姑的红色校舍(一种公立普通学校)，后又分别就读于1所城市学校及5所新英格兰地区的学院。年少的哈里斯曾受益于母亲的哲学启蒙，且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来阅读哲学书籍以充实自己，这也加深了他对哲学的渴望，这些早期经验对哈里斯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854年哈里斯来到耶鲁大学，但他很快就意识到此时耶鲁大学所代表的传统与形式主义并不适合自己，他只能在这里学习拉丁语、修辞学和古代历史等古典课程，而这与他寻找的现代科学、现代文学和现代历史相去甚远。同期，由于德国移民的涌入，耶鲁时期的哈里斯初步接触到了德国哲学。1857年，哈里斯与美国超验主义学者奥尔科特(AmosBronsonAlcott)的谈话促使哈里斯放弃了曾一度成为其个人哲学的颅相学①，并使得他进一步了解了德国哲学。同年，厌倦了耶鲁的哈里斯选择了肄业。此时的哈里斯带着自己的哲学理想决定向圣路易斯进发，而圣路易斯也最终促成了哈里斯黑格尔主义教育哲学的形成。

59、何其相似，城市工作失败的青年，随着异化深重的晚期资本主义结合前现代老板愚蠢粗暴的剥削，无论是中日韩的青年，都开始追觅“童年快乐的生活”。

60、2青年黑格尔派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但把历史归结为观念史、思想史。

61、“命运”倘若真的存在，那么祂一定是一个集合，并且这个集合内充满了固有的选项。

62、法国的样板为甘斯提供了诸多政治使命，但他回到德意志以便证实自己的如下信念，即政府分权将提振公民生活的活力。实际上，甘斯在同圣-马克·吉拉尔丹聊天的时候，曾拿众多德意志小城市的活跃氛围同法国省城的麻木不仁进行对比，将后者的情况归咎于300年的集权体制。他感到有必要向法国人呼吁：“尽可能采取分权，让血液流向末梢(如果不想这些末梢萎缩的话)和心脏血栓。”他1831年支持修改“城市法令”(Städteordnung，1808年由施泰因大臣引入普鲁士的城市法令)，此举乍看之下似乎有违他对分权的强调。这部城市法令到1830年的时候，已成为热议话题。许多官僚抨击这部城市法令，因为按照研究德意志自治传统的主要史学家的说法，它关于官员选举和民众代议制的规定，使其成为“三月革命之前普鲁士专制主义官僚国家中的开明自由的夹杂物”。一些自由派人士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而捍卫这部城市法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萨维尼是保守等级对自治理想将计就计的表率；他捍卫现行法令，因为他相信城市自主性在城市政治的有限领域内满足了民众参与的要求，因而阻却了更进一步的政治改革。

63、关于黑格尔现象学中的主奴关系，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从心理学解释的，有从宗教解释的，科耶夫则坚持从社会与历史的向度来解释，这与马克思的思路类似；但科耶夫并非机械地把主奴关系还原为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而是把它看作人的历史生存的基本模式，是人的生存本质的表达。这又与存在主义的解说相近。

64、虽然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甘斯却认为，西欧社会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早晚要引发政治冲突和(首要的是)社会冲突。在他眼里，圣西门主义者的根本贡献在于，强调了这场社会危机的紧迫性。甘斯在1832年授课时提问：“穷困潦倒的贱民(Pöbel)是积重难返的事情吗？是必然的事情吗？在此我遵从圣西门主义者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他们才是正确的。”1836年的时候，他坚信“圣西门主义者的某些看法是针砭时弊的金玉良言”。

65、(b)这个稳固秩序的基础是(并且也必须是)一种契约，是世界上的独立国家之间所签订的一种旨在捍卫和尊重某些国际行为规则和原则的、具有最高效力的协定；

66、还有，国家主权仍然是调整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仍然是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途径。黑格尔主张，无论如何，在满足自身需求、保障自身福利和相对于其他国家保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国家是最终会被诉诸的法庭。在做出那种关乎国家自身及其个体公民的安全或者福利的决定的时候，国家是最高的、拥有实际裁判权的机关。国际性的法律、条约、协定和联盟，都“来自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黑格尔认为，“福利是统治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的现实关系的最高法律”。一个国家通过考虑自己的私利来决定自己的福利。用黑格尔的话说：

67、技术专家们只是以各种普遍的、但又无差别的方式改造着世界；而问题在于要去思想与解释这种改造世界的高深莫测的方式，去体察与经验那种与虚无联为一体的差异性存在。

68、(c)这些原则之所以能够对主权国家进行约束，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都已经自愿同意遵守这些原则，另外也因为它们在完成和维持一种关于惯例和体面行为的实践体系的过程中，表达了国际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和福利。

69、如果说三段论就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这条庸俗的黑格尔主义路线，就可以说是给出了距离“理想”最远的答卷。

70、但我要说的远远不是这个，不如说，入殓师的结构不过是某种意义上黑格尔主义的三段论最再次呈现——